當疫情蔓延，跨境旅行變得不可行，加上實體活動與會議都被迫暫停，投資人也面臨了新的運作瓶頸與挑戰。

「投資人所面對最直接的問題，就是現在根本沒有辦法面對面開會。」一位在北京、台北、矽谷與以色列都有投資記錄的創投朋友，為我們解釋當下的困境。「在疫情最初期，大概四月以前，許多有限合夥人（Limited Partner, LP）都要求我們停止投資。」在國外，多數基金採認購制，有限合夥人按照比例認購風投基金。

直到一般合夥人（General Partner, GP）尋找到了投資標的，完成投資意向之後才按照比例打款投資，這樣的制度讓有限合夥人在黑天鵝來臨時得以掛出投資免戰牌，「從去年底到年初走到一半的投資合約全數叫停！」

「可是風向很快轉變，你不投，大家都會出手。」在疫情期間，能抓住風口的新創更需要資金溢注，有限合夥人也開始緊張自己會不會錯過好投資。「而且基金週期、合約還是照走，你還是必須繼續出手投資才能維持基金運作，例如我們今年，截至目前已經完成、參與超過兩個以上的投資案，最特別的是，我們都沒有見過創辦人與創辦團隊。」

當遠距工作變得盛行，創投行業也迎來新的營運挑戰。「財務資料早就以線上方式呈現，但按照以往，我們的實體面對面與創辦人、團隊進行面談，可能還得做非常多財務、技術或生產上的實地查核。」這位投資人分享，在新冠肺炎期間，這些投資案不但沒有暫停，轉往線上運作後，得把所有盡職查核（Due Deligence）的工作往線上搬，「以查核的深度與力道來說，我們覺得並沒有減少，但旅行與防疫限制下，讓我們在這行業裡第一次出手投資這輩子從沒見過的人。」

以各種不同資料來源、蒐集2020年初累計至今的數據來看，投資總額並沒有減少，除了晚期投資（A輪或A輪以後）的投資額度都大幅增加，加上今年各種成熟期的併購案盛行，早期投資也開始分化得更細膩，市場可觀察出很多新的、非常早期的新創出現，但可公開的投資數據資料也更難取得。

早期投資循環提前、分工也更細膩

「這幾年早期投資的循環更往前提了許多。」Hustle Fund Venture Partner 程希瑾解釋，具體可以往兩方面來說，「當創投募資額度越來越高，無論前期或後期的單筆投資金額也越來越大，早期投資的分工也就越細膩。」

程希瑾指出，市場上甚至已經出現很多單一普通合夥人的創投，整個基金規模就在500-1000萬美金之間。一位在美國西岸的連續創業家，也是早期投資人解釋，「本來許多基礎服務、雲端原生的服務就越來越細膩，所以我們就像是很多更晚期創投的觸角一樣，協助他們去偵察、發現更多新創。」有許多很棒的深技術新創，源於資深工程人員的再創業，透過自身的朋友、校友與前後同事關係、網路討論串、Github 的程式碼，「技術型伯樂成為許多投資機構拉攏的對象。」他笑說。

知名科技媒體《Techcrunch》就分析，在 2010 年的 A 輪平均約 130 萬美金，到了 2018 年已經來到 520 萬美金。這前頭擠進了如 Y Combinator, Techstars 等著名加速器的種子輪投資；也因為單筆投資額度擴張，種子輪不再種子，前種子輪（Preseed）成為新的種子輪，現在的種子輪比較像是以前的 A 輪。

「資金面的行情也影響到後期出場機制！」程希瑾觀察，「就像加速器希望更早找到可以扶植的標的，當新創長大，投資人當然希望快快出場。」她解釋，過去科技投資人的投資標的通常以併購、IPO 等方式獲利了結，但 IPO 的過程冗長，而且造市者可以拿走不少利潤。

IPO 過程中，輔導的券商為了造市，會找不同的投資人進行價格發現的流程，主要是確定不同投資人願意以多少價格與數量進行認購，但這個過程充滿人為因素，除了要對券商付出一大筆費用，上市時間、價格都讓要上市的公司充滿不確定。「所以，從 Spotify 打頭陣，最近開始流行起直接上市（Direct Listing）、特殊目的收購公司（SPAC, Special Purpose Acquisition Company）等作法。」

《精實創業（Lean Startup）》一書的作者 Eric Ries 也根據其2011年所出版書中所提的點子，在2019年5月取得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（SEC,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）許可，在2020 年9 月開設了長期證券交易所（LTSE, Long-Term Stock Exchange），除了強調長期投資等五大上市評估因素，也因設計機制簡單、價格透明，被許多媒體譽為「矽谷證券交易所」。

台灣抗疫打響名號，促使更多資金尋求來台機會

資金行情帶來的投資領域更細緻化、更分化新創投資期數，也打開投資人更多觸角，同時隨著新冠肺炎疫情快速落腳台灣。

「海外的商業運作速度減緩，但投資並沒有暫停。募資時間到，還是必須要把手上的資金投出去。」一位最近剛要完成募資的創業家透露，這半年來他所接觸的投資人，有許多是以前必須在日本、美國活動裡，透過其他投資人介紹才有機會見到的面孔，像是各國駐台的貿易窗口或企業駐台代表，轉介了不少需求過來。邱彥錡歸納，因為各國商業機會降低，除了經濟生命線的供應鏈持續運作、轉移，許多企業也開始尋求不同的創新可能，「原本可能評估過覺得再看看的新創題目，在危機當下可能反而製造轉機。」

「也有很多原本專門投資美國、日本的創投聯絡我們。」許多台灣的加速器、創投機構都表示，在疫情期間，反而收到非常多原本的國外合作往來單位直接提出新的合作需求。長期經營專業人才市場的 Meet Jobs 創辦人林昶聿透露，「跨國人力需求其實還在持續成長，許多美國、東南亞或日本企業、與募資進入成熟期的新創，紛紛尋求在台灣建立團隊。」一位早期投資人也說：「很多人可能沒想到，這兩年許多新創團隊之所以沒消沒息，是因為已經陸續出場」。無論是收購人才團隊（Acqui-Hired）、收購市場或企業內部創新需求，甚至已經開始成長賺錢，所以進行管理層收購（MBO, Management Buy-Outs）。

「無論如何，因為疫情帶回的投資人、創業家、資源與機會，對台灣來說都是個驚喜。」邱彥錡說，台灣可以透過這些成果進一步提升創新創業生態系的品質，並且要把握當下機會，在疫情期間維持快速發展或轉型，還要考慮不同市場的機會。他也點出投資人所在意的箇中關鍵：盡可能募集資金、降低不必要的開銷，快速調整商業策略，「能夠在疫情中站穩的團隊，才有機會面對國際的投資人或商業合作！」

海外來的投資、企業合作、在台灣建立研發團隊，或甚至以收購或投資方式，進一步帶來的是人才市場的激烈競爭。「我們認為這其實不是壞事。」邱彥錡說，以Sparkabs Taipei 旗下的投資 Terminal 1 經營的人才平台來說，就看到這樣的過程正在弭平台灣開發者人才市場與各國市場的落差。

他觀察，人才市場的落差，除了同樣工作產出品質的薪資水準估值，還有開發速度、學習能力、溝通與整合開發流程的能力。林昶聿則說，「整體來說，台灣人才的品質沒有輸給外國，但可能因為沒做過大市場、具規模的服務，所以沒有協作、談判薪資、建立團隊分工、溝通的經驗。」

2011年，知名創投Andreessen Horowitz 創辦人Marc Andreessen 提出了矽谷朗朗上口的名言：「軟體正在吃掉世界（Software is eating the world.）」。自此之後，軟體取代硬體成為顯學，SaaS model 幾乎是所有新創的商業模式。10 年過去，台灣雖也受到許多新創影響，路上有 Ubereats、FoodPanda，商店終於開始支援許多第三方支付，手機上也有許多外來的訂閱服務；但整體來說，新創環境發展還是不如中美日韓等大市場、大資本這麼快。

雲象科技創辦人葉肇元早前連續幾篇文章，討論「為什麼台灣的軟體業不強？」、「拜託，不要再幻想要養獨角獸了！」、「醫療 AI 的機會，台灣還來得及抓住嗎？」以市值討論台灣軟體業發展的障礙、軟體獨角獸需要團隊/市場與對的投資人/活絡的資本市場、最後談到台灣發展醫療 AI 的困境，講醫療資料過於保守難以商業應用，太多小規模的 me too 計畫認為什麼都可以自己來造就了新創成長的穀倉效應，引起新創環境不同創業家、投資人非常廣泛地討論。「認真研究，會發現我們的經濟靠外銷為主，從半導體、硬體製造到生技產業，都有些在外銷上有巨大成功的案例。」

連續創業家，也是 XREX 的創辦人黃耀文（Wayne Huang）分享，「但仍有太多台灣的軟體、網路服務業緊緊著眼於內銷。」黃耀文認為「從台灣市場開始練兵，很有可能找到的 Product Market fit 僅僅符合台灣需求，永遠走不出去。」

「許多創新不見得需要與結構對抗，你可以順著結構去走。」黃耀文提醒，與其花時間研究如何突破台灣法規，不如仔細研究各國環境，「許多時候，會發現國外其實充滿機會，尤其是如印度、中東、南美、非洲等新興市場。」他說「如果做大市場，就是直接在市場中競爭、募資，大家不如多利用台灣軟體優勢，互相多合作，經營大外銷市場，跟大市場募資吧！」

責任編輯：錢玉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