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年3月6日，全球許多地區都有運作的紅杉資本在其官方部落格，發出一篇給所有旗下投資公司的創辦人與執行長們的公開信，由合夥人林君叡（Alfred Lin）所寫，標題為「新冠肺炎：2020的黑天鵝」，提醒創業家們做好準備，預示著動盪的開始。
同一時間，來自台灣，與夥伴創業一年多的趙中廷也越來越心急。「一月底左右，（美國）灣區陸續有零星的新冠肺炎個案傳出，網路上也隱約開始躁動」趙中廷說，「在灣區，你如果在大公司工作，就會加入很多不同的群組」，他解釋，隨著至尊公主號（Grand Princess）乘客遭爆染疫，隨後爆發下船檢疫的混亂，「各個群組也愈發開始討論大公司擬定遠距工作的相關計畫，並陸續通知員工在家上班。」
感受過台灣在SARS期間抗疫艱辛，但同時也因身處北美近 20 年，知道美國人民爭取絕對自由，社會壓力會斷然拒絕在公眾場所使用口罩，趙中廷明白，「COVID-19絕對會是個大事，美國民眾會難以抵擋這場災難。」本有計畫在暑期返台的他，與創業夥伴商量後，決心為了保護妻小健康返回台灣。
開始改機票卻進入另一場惡夢；「航空公司、信用卡點數服務與線上旅行平台的客服電話根本打不進去！」趙中廷回憶「我們就在電話前不停地等，轉接之後，一小時、兩小時，直到斷線再打。」
「最後，運氣很好，直接買了三張不到一週內的機票，東西也來不及收，只帶了些個人物品就回到台灣。」趙中廷看著窗外悻悻地回憶，「真的像是逃難的感覺，家裡冰箱還有食物沒有收，養的植物也來不及照顧。」趙中廷說：「回台灣可能是我 2020年最好的一個決定」」
無獨有偶。從小在美國出生長大，正準備再次創業的連續創業家徐旭明，也感受到同樣的壓力。「本來我計畫在二月開始開設新公司，地點都找好了。」徐旭明說，「但美國開始有新冠肺炎的疫情傳出，許多朋友的投資都直接叫停，讓我意識到我這約可能也沒法簽了。」徐旭明口中的朋友，許多也和他一樣是台裔美國人，曾經多次創業，也分別出場，並早已開始做新創的天使投資人。
「小孩的學校開始停課，也聽聞更多大公司開始實施在家上班，這些情況都讓我越聽越不對。」四月中，剛結束自主健康管理的徐旭明，一邊描述加州的緊張狀況，還一派輕鬆地與我們一起吃著他最愛的台灣美食，一邊說，「我平常就還是會往來亞洲，知道事情沒有這麼簡單，一聽到城市宣布在家避難，馬上買了機票，全家趕在第一時間離開。」
對徐旭明來說，台灣，原本像是外婆的澎湖灣，是家長曾經住過的地方。孩童時期陪同父母回到台灣拜訪親戚，美食的滋味在他的腦海裡留下深刻回憶。新冠肺炎疫情以前，他很少在台灣待上超過一個月以上，和許多朋友一樣，自身參與主要的商業活動都在美國本土、香港、中國甚至日本之間進行。
台灣醫療能量強，疫情下成國際亮點
新冠肺炎彷彿替全球化的商業環境按下了暫停鍵，為了防止疫情擴散，各國紛紛進行國境管制、商業活動也因此大受影響；回台避疫，成為這些能夠從不同國家或地區回到台灣，親疏遠近各不相同的朋友口中的關鍵字；有些人甚至自嘲是新冠肺炎難民（COVID Refugee）。
但，商業環境並沒有真正停止運轉；在這波抗疫浪潮裡，相對安全仍在運作的台灣，也更顯出價值。
「從四月開始，我們就接獲了許多來自日本的明確需求。」兩家不願意曝光的生技類新創創辦人向《數位時代》透露，「因為日本當地疫情，導致許多生技公司、學校或藥廠的實驗室停擺，不止許多實驗做不下去，實驗所需的生命物質也開始匱乏，他們需要尋求外界幫忙，所以找上我們。」比翼資本執行董事暨比翼加速器執行長陳彥諭（Arthur Chen）也提到，許多新創開始注意到台灣。
「台灣醫療院所的資訊化與國際化程度高，許多醫療院所都長期與日本、美國醫學中心交流，整體的醫療水準與品質早就受到國內外肯定。加上控制住疫情，醫療院所並沒有承受高度的風險，也沒有承受重度的醫療負荷。」陳彥諭觀察，這些特色吸引了許多原本可以在國外運作的生技、醫療類新創注意到台灣。「無論是醫材或藥物開發，如果你拿了投資，也預備進入臨床試驗，現在新冠肺炎的疫情之下幾乎都得喊停；這時，安全而持續運作中的台灣就是一個可行的選項。」
也因此，比翼資本也邀請諸多台灣夥伴，包含宏碁健康、華碩健康、研華、台北醫學大學與秀傳醫療體系等不同單位，推出了跨國虛擬企業加速平台「Health for all」，協助國際新創對接台灣的的醫療生技領域的豐沛資源「過去我們必須積極去交流接觸，自我介紹台灣有多好。」陳彥諭說，「現在，超過 200 天零本土病例就是最好的宣傳，全世界醫療領域的朋友都知道台灣抗疫的實績，許多今年無法實體運作的國際加速器都找上門來，推薦新創與台灣機構進行合作。」
「停留在台灣最長時間」—如何留住歸國人才成一大考驗
「從這些合作中也發現我們依然有盲點。」陳彥諭提醒，「這次與這些新創接觸，許多國外的投資人、創辦人，只知道台灣的醫療體系很好，但沒有意識到台灣是半導體與 ICT 硬體製造大國。」他提醒，對國際夥伴來說，這兩者的跨域連結印象並未如此強烈。「這些新創、投資人或加速器計畫通常是被吸引來做研發、軟體數據或臨床測試後，才發現原來也可以在台灣設計、生產或製造。」
時間，並不等人。
「無論是就業金卡、華僑、或是仍保有中華民國籍，這些人因為避疫也好，家人安全也罷，這可能是他們成年後，停留在台灣最長的時間。」SparkLabs Taipei 共同創辦人與管理合夥人邱彥錡（Edgar Chiu）分享，三月起陸續回到台灣的創辦人、投資人、連續創業家們，很快地就開始找上門來。「一開始，他們需要的是辦公空間，回到台灣至少不用被關在家裡避難，原本全球各地的商業合作或投資都還在繼續，他們需要一個可以討論、開會、互動的空間，TTA（Taiwan Tech Arena）就成為很好的選項。」
科技部多年來在台北小巨蛋為新創、科技人才打造的共同工作空間 Taiwan Tech Arena 因為位處台北市中心，同時擁有活動、交流、會議、共同工作空間，已經逐漸成為許多國內外投資人、新創團隊都熟悉的商業環境。「這些避難朋友們在這裡，他們開始找尋重啟創業、投資的可能性。」邱彥錡分享，「剛開始，他們所需要的僅僅是辦公空間，對於早就習慣遠距工作的他們，換到台灣來可以說是無縫（Seamless）接軌。」
但是，很快地，這些長期待在北美的連續創業家或投資人就發現了問題，邱彥錡歸納：「首先，他們發現自己缺乏本地的企業連結，另外他們也發現，在台灣談商業合作，還是很喜歡面對面，用中文交談。」他觀察：「台灣的商業環境有自己的文化，這讓這群歸國者一開始很挫折，但他們也發現這也許正是之前某些新創出海難以克服的問題，每個市場都有各自的文化與慣習。」
另外，如何招募好的人才對他們來說也非常困難，人脈、是否已經準備好經驗與能力面對大市場、溝通都是難題。邱彥錡說，「雖然我們覺得台灣的人才可以與世界競爭，但工作方法、溝通模式、習慣與技能相對參差不齊，這些人為了要能夠成功在本地建立團隊，需要花費更多力氣。」
如今在台灣都已經有團隊，分別創立電商數據服務 Tresl 的趙中廷，與以資料為基礎的健身工作室Kinetik的徐旭明都有同感，趙中廷有感而發指出，「人很難找，我們在本地的人脈連結也都才剛開始，通常都透過人介紹人來發掘更多人才」；徐旭明也表示，「尤其是好的使用者經驗設計師，擁有一定規模服務經驗、可以掌握設計架構的人更困難」。
COVID-19：台灣新創環境的新轉角
「如果你只是把這群人當作是為了避疫，而暫時來到台灣，僅會蜻蜓點水的新冠肺炎難民（COVID Refugee），就完全忽視了歷史所創造的機遇。」
邱彥錡說，「仔細回顧台灣這個島嶼，所有說漢語的我們，其實廣義來說都可能是難民的後代，」Meet Jobs 創辦人林昶聿提醒：「每一個歷史的轉角，都把不同背景的人們，帶來這個島上，強迫他們一起生活一陣子；事實上，每一次都有迸出新東西。」 林昶聿說：「從食物的流轉如四川牛肉麵、蚵仔煎，到地方信仰中心的廟宇建築、教會醫院，甚至軌道系統，這環境滋養了不止一代人、更多門產業，讓台灣可以在世界上有更多角色。」
邱彥錡也提醒大家反思，「重點是包容與我們面對新事物的態度；當國外競爭者都因為新冠肺炎疫情而不得不慢下來，台灣是否有機會加快步伐，甚至能彎道超車？」
責任編輯：錢玉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