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體制改革研究會理事陳功:華為和三星蘋果比差在哪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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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場與晶片有關的國際貿易制裁事件,讓中興這家企業原形畢露,也讓華為占到了前沿陣地。一時間,中國輿論“華為要爭口氣”,華為要“滅掉”三星和蘋果的呼聲高漲。 

2015年,蘋果手中持有現金1780億美元,相當於中國GDP的2%,而華為的市值約為1000億美元。也就是說當年蘋果在2016年幾乎可以僅僅憑現金就可買下接近兩個華為。華為要想超越蘋果公司,除非蘋果公司連續多年對手裡的資產進行錯誤投資,而且蘋果iPhone產品線多年出現巨大策略失誤導致iPhone產品線巨虧。而且在下一場技術更迭的時候,蘋果毫無準備,而華為一舉稱霸新的技術市場(比如VR,AR)。此外,華為還要確保連續多年投資,研發資金的使用正確,華為並且將思科、愛立信的市場份額擠壓到反壟斷臨界值附近。

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!我們不能算自己的時候都用乘法,算別人的時候都用加法,這不科學。

再來看看三星與華為的對比。華為通過電信設備業務來支撐手機等業務的發展,三星同樣如此,然而在體量方面三星卻是華為的數倍。以三星集團其中之一的三星電子來說,2017年該公司的營收為2240億美元(約14000億人民幣),淨利潤501億美元(3100億人民幣);華為營收為6036億元人民幣,淨利潤475億元人民幣(各種管道的統計有出入但大致如此)。

華為以運營商領域從無到有的成功經驗,實現了從追趕者到超越者的角色變化,這就是了不起的成就,但說過了,也意思不大了。中國市場是現在最活躍的市場,體量巨大,但這個市場並非是沒有飽和的一天。華為與蘋果比,除了價格,別無優勢;華為與三星比,兩者都是垂直整合模式,但三星的整合力更強,甚至是成系列的,而且核心部件都握在手裡。所以說,華為“滅掉”蘋果和三星,唯一能靠的就是“萬一”。

從現實的市場來看,其實更值得注意的是三星的表現。2016年的三星note 7爆炸事件跌落神壇許久的三星,2017年以7820萬台的銷量重新回到了全球市場份額第一的位置,對比三星全體高管當時鞠躬謝罪的狀況,實在令人感慨萬千。

說起三星,在許多人的眼中首先會想到的是智慧手機、家電等消費類產品,很容易被人忽略的是,相比於以消費類產品構成的CE、IM事業群,三星研發半導體、量產晶片產品的DS事業預計在2018年一季度營業利潤將達到11萬億韓元,佔據三星該季度全部利潤的七成。

2017年,三星終結了英特爾25年的霸主地位,成為全球最大的半導體公司。半導體產業以高附加值著稱,產品種類繁多,主要分為積體電路、分立器件、光電子器件和微型感測器等。其中,積體電路(IC)是半導體產業的核心。

根據著名分析公司Gartner的資料,2017年全球半導體行業收入為4197億美元,比2016年增長22%,三星電子以14.6%的市場份額超過英特爾的13.8%,三星成為了全球半導體晶片的霸主。與之對比,中國企業背靠一棵大樹好乘涼,好像風風火火,但中興事件敲響了警鐘,人家在進步,我們卻停步不前,這不僅僅是真實的市場,更是市場的真實。

三星的起點只是一家小商會(小公司),最早做貿易,販賣幹魚、蔬菜、水果。60年代涉足制糖、織布、化肥等領域。1969年成立了三星電子,開始生產黑白電視,與中國企業的起步時間差不多,但走的路卻大為不同。

三星努力通過各種管道獲得外國技術,同時在內部全力而成功的消化吸收關鍵技術,並根據國民的特點進行技術改良。六、七十年代,半導體技術革命引領全球電子產業飛速發展。三星進入半導體產業,這是當年的集團董事長李秉喆小兒子李健熙的建議,但當時集團高管都反對,李秉喆也很猶豫。曾在美國留學的李健熙認為,韓國資源匱乏,未來將是一個資訊科技世界,應該發展附加值高的尖端產業。

為了獲得成功,李健熙先後50多次前往矽谷,引進技術和人才,傾注巨大的努力和投資。1983年,歷經多年努力,三星的首個晶片工廠在京畿道器興地區落成,並在投產後很快便開始量產64位元晶片。很快,三星開發了256位元晶片、486位元晶片,並正式進入全球晶片市場的競爭中。僅僅時隔10年,三星的量產晶片市場份額直逼日本。

如今從全球來看,三星電子在全球量產晶片市場的市場佔有率已超過50%,並在銷售額及營業利潤兩個指標上雙雙超過美國英特爾等競爭對手,高居晶片產業的龍頭位置。

華為的問題在哪裡呢?技術的問題不談了,ASML公司有種設備叫光刻機,EUV單台售價就超過一億美元,與渦扇發動機並稱工業製造皇冠上的明珠,而三星就是ASML的股東之一,每年投資數億美元供其研究。搞半導體晶片的台積電和英特爾也是股東,CPU行業的特點是設計門檻低,製造門檻高,中國最沉重的產業經驗就是,玩票式的搞產業終究還是不行的。

對於華為來說,最大的問題在於,華為根本不是企業,也可能永遠成不了企業,依舊未脫草莽之氣。企業是一種社會組織,企業大了,成功了,最大的標誌就是正面的社會影響,正面的社會定義,承擔社會道德責任和義務,不是僅僅賺錢、做生意這麼簡單。還有一點就是,華為始終不是世界市場的主流,受到瓦森納協議的約束。這個協議有33個國家簽署,主要就是管制敏感性高科技產品和技術輸往朝鮮和伊拉克等國家,中國有機會參與但實際沒有參與,最後沒有成為締約國,但卻受到瓦森納協議的審核限制。

在這些方面,我們自作聰明的政策還有不少,也正是因為如此才要面對改革的挑戰。華為今後的道路還長,現在對華為而言,根本不是“做多大”的問題,而是面對風險,能否有效應對未來風險的問題。

(本文作者介紹:安邦諮詢創始合夥人、首席研究員、博士後導師、著名智庫學者、資訊分析權威專家。他是“新絲綢之路”的最早研究者,中國版馬歇爾計畫提倡者,他同時也是中國陸權理論的最早研究者。研究方向主要是基於資訊分析的地緣政治戰略和城市發展戰略。陳功先生長期擔任中國體制改革研究會理事,多所中國大學的教授及博士後導師。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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