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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科技的影響力,比我們知道的要精彩許多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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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全球史來看,只有老科技才能真正觸及全球視野,不然若只談創新和發明,就只能侷限在特定城市或國家;從科技史角度來看,衡量科技最重要的不是多新穎,而是如何被使用。

本文摘自:《老科技的全球史》

長久以來一直都有人說,我們活在「一個變遷日益快速」的時代;然而,有充分的證據顯示,變遷不見得都會加快。衡量變遷是極為困難的,姑且讓我們先以富裕國家的經濟成長做為粗糙的指標。富裕國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成長快速,接著在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五○年之間,整體的成長速度減緩。在長榮景期有著驚人成長,此後的成長就不再那麼強勁。換句話說,在兩次大戰之間的經濟成長率,比一九一四年之前來得低;在一九七三年之後的平均經濟成長率,要比一九五○年到一九七三年這段期間低得多。在一九七○年代出現「生產力減緩」(productivity slowdown)之後,富裕世界持續成長,但不再有歷史空前的成長率。

自一九八○年代以來,人們相信高成長率又回來了;這是可以諒解的,因為不只所謂「變遷不斷加快」的說法甚囂塵上,所謂新經濟新時代之根本變革的言談也朗朗上口。然而在美國、日本、歐盟與英國,一九九○年代的成長率要比一九八○年代來得低,一九八○年代的成長率要比一九七○年代來得低,而一九七○年代的成長率又要比一九六○年代來得低。 美國在一九九○年代晚期的生產力似乎成長了;但究竟這是全面性的,還是僅限於電腦製造部門,卻還有爭議。 成長和變遷不是同一回事,但沒有任何證據顯示,最近幾十年來富裕國家的結構性變遷比長榮景期那段時間來得快。未來導向的修辭再次低估了過去,而高估了現在的力量。

不是全世界每個地方都以同樣的節奏成長,例如蘇聯在一九三○年代成長非常快速,但是這段期間世界上其他的地方則非如此。尤其一九七○年代之後,遠東許多經濟體成長非常快速,但這是從很低的基準線開始成長的;特別是中國經濟規模的增加,意味著它的成長足以實質改變全球的統計數字。例如,中國使得全球鋼鐵生產的成長率與長榮景期相同。

過去三十年來,另一個重要的變遷特點是經濟與成長的衰落。某些地方在二十世紀最後的年頭出現倒退。沙哈拉以南(sub-Saharan)七億非洲居民的人均所得,從一九八○年的每人七百美元,掉到世紀末每人五百美元的悲慘狀況,對大多數人來說更糟糕的是,此一人均所得的計算有百分之四十五來自於南非,所以其他地方收入減少的惡化狀況甚至更嚴重。瘧疾變得更加常見,而愛滋病這類的新疾病更空前地橫掃了整個非洲大陸。然而,這並非回歸過往的世界,因為非洲大陸也有汽車和新型違建區,那是個未能建立起現代工業的快速都市化世界。

一九八九年之後,蘇聯及其衛星國的經濟出現明顯的快速崩潰,崩潰率達到百分之二十、三十乃至於四十,遠超過一九八○年代初期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衰退。雖然生產量的戲劇性衰退,無法被概括地形容為技術的倒退,但在某些地方,這樣的現象是很明顯的。從前蘇聯獨立出來的摩爾多瓦(Moldova),失去了百分之六十的生產量。一份二○○一年的報告指出,「又重新使用紡紗輪、紡錘、牛油攪拌器、木製榨葡萄器、以及石製的麵包烤爐等」二次大戰後隨著經濟發展而淘汰掉的機器。貝沙瑪(Belsama)的民俗博物館館員宣稱:「唯一的生存之道是完全的自給自足。」這意味著「將時間倒退回從前。」 正如我們前面所提到,古巴由於失去牽引機的供應而擴張牛隻的數目。

某些工業──像是拆船業──則是來到新的低科技未來。台灣在一九八○年代擁有全世界最大的拆船產業,拆卸的船隻超過全世界拆船量的三分之一。一九九○年代早期台灣退出此一產業;現在拆船是由印度、巴基斯坦與孟加拉所主導,到了一九九五年這三個國家的拆船量占全世界的百分之八十。台灣的拆船業使用專門的船塢設施,但新的拆船業者則在海灘上使用最簡單的設備,由數以萬計的赤腳工人拆船。拆船之所以在這些地方進行,是因為當地對廢鐵的需求,但這些地方對廢鐵的使用方式不同於其他時候與其他地方:這些廢鐵被再軋、再製,而不是用來煉成新的鋼鐵。

巴西的航空母艦密納斯吉拉斯號於二○○四年在印度古吉拉的阿蘭海灘(Alang Beach),以一種新型態、缺乏現代科技的方式拆除。阿蘭海灘成為拆船產業最大的中心,也是新科技退化的驚人例子。這艘船原本的名字是英國皇家海軍復仇號(HMS Vengeance),於一九四五年下水;在造這艘船的時代,拆船是一個更為資本密集的產業。

拆船業看起來似乎是技術倒退的首例,但實則不然;在二十世紀早期就有這樣的現象。在開挖白海運河時,從來沒人用過如此原始的方法來建造如此龐大的運河,馬克尼土哥斯克(Magnitogorsk)鋼鐵工業中心的設立也是如此。集體農場即便非常重視牽引機,本身仍包含技術的倒退。然而數世紀以來,沒有一個全球產業像拆船業這樣地倒退。

這本書為那些看似老舊之物的重要性辯護,也懇切呼籲用新的方式看待科技世界的歷史,這會改變我們看待這個世界的心態。其言外之意亦是懇切希望我們能用新的方式來思考科技的當下。

例如我們應該注意到,大多數的變遷是來自於技術從一個地方移轉到另一個地方,而這樣巨大的變遷乃是來自於技術水準的巨大落差。即便是富裕國家,彼此之間也有巨大的差異,對化石燃料的使用就是如此。如果美國能夠將其能源使用程度降低到和日本一樣,對整體能源使用就會有相當大的影響。然而,貧窮國家或富裕國家都不歡迎這樣的想法,因為相較於創新,模仿被認為是很不可取的。模仿被視為是對自身創造性的否定,是把他人設計的東西強加到自己身上;人們不認為「讓他們發明」(Que inventen ellos)是一種合理的政策建議,而是國家的恥辱。人們深切覺得掌握科技或科學的真義,就是要創造新的東西。對於這種不安,這本書意有所指的答案是:除了極少數特殊的例外,所有的國家、公司和個人都依賴他人的發明,模仿他人之處遠多於自行發明。

創新的政策與做法,相關論點似乎也是如此。也就是說這些政策和做法在全世界都相同或相似,而表面看來這似乎是件好事。確實,全球的創新政策都驚人地缺乏原創性,而且許多這類政策都明白地呼籲,要模仿那些被認定是最成功的模式。然而,模仿既有的科技是很合理的,模仿他人的創新政策卻可能是個錯誤。如果所有的國家、區域和公司對於應該從事怎樣的研究都有一致的看法,那這就不是創新了;如果所有的國家都追求同樣的研究政策,那可能不是一件好事,因為最後他們的發明很可能都會很相似,而即便這些發明在技術上都成功了,也只有少數會被採用。一位有智慧的音樂家曾說:「如果我知道爵士樂的未來何在,那我早就去那裡了。」

弔詭的是,當人們不想要改變時,呼籲要創新是種常見的以用來規避改變的方法。宣稱未來的科學和技術將能夠處理全球暖化的問題,這種說法就是這樣的例子。它所隱含的論點是,今天的世界只能擁有現況。然而,我們其實已經擁有以不同方式來做事的技術能力:我們並沒有被科技所決定。

如同這本書這般,避免將使用和發明/創新混為一談,將大大影響我們如何思考新的事物如何產生。二十世紀充滿了各種發明與創新,所以大多數的發明與創新都必然失敗。當我們決定不採用某樣創新時,我們不需要擔心自己是否在抗拒創新或是落後於時代。活在一個充滿發明的時代,使得我們必須拒絕大多數的發明。儘管利益相關的達人或政府告訴我們一定得接受某些科技,像是基因改造作物,但我們總是擁有自由可以反對我們不喜歡的科技,總是有替代的科技以及另類的創新路徑。發明的歷史並未告訴我們未來是單一而必然的,不能順應就會遭到淘汰;發明的歷史所記錄的是許許多多無法實現或是沉迷於過去的未來。

我們應該自由自在地研究、發展、創新,即便是那些停留在老掉牙的未來主義思想者認定為已經過時的領域,也應如此。大多數的發明還是會失敗,未來仍舊是不確定的。研究政策的關鍵課題是,要確保有更多的好主意,也因而有更多失敗的主意。發明與創新的政策要能夠成功,關鍵之一是在正確的時機將計劃停掉,但是這樣做意味著,以批判的態度看待那些鼓吹對發明進行資助並為此辯護的誇張說法。

雖然我們能夠終止計劃,但人們常說我們無法讓已經發明出來的科技消失掉,這種說法通常意味著我們不能拋棄它們。這種觀念本身就是把發明與科技混為一談的實例,其實大多數的發明都因為被忘記或遺失,而遭到拋棄。隨著世界經濟的成長,有些東西不再受到使用,包括從一九七○年代就開始沒落的石棉和氟氯碳化氣體(CFC gases)這類冷煤。科學家和工程師的新任務之一,是要積極地讓舊科技消失,而且要廢棄其中某些科技是相當艱鉅的任務,例如核電廠。

科技是什麼?科技從何而來?科技能做些什麼?思考科技的過去能讓我們對這類「科技的問題」(the question of technology)有所洞見。然而這本書所要做的,遠超過用歷史範例來回答這個古老的有趣問題。本書的主要關切並非科技的問題,而是歷史中的科技,本書探詢的問題是科技在更寬廣之歷史過程中的位置。這個重要的區別並非如此明顯,但是要對科技有適當的歷史理解,卻是關鍵。這個區分會讓我們丟開發明,也不再把「技術變遷」(technological change)以及「形塑科技」(shaping of technology)當成是科技史的關鍵問題。科技史可以更加廣闊,而且能幫我們重新思考歷史。

如果我們對科技與社會的歷史關係感興趣,不只需要對我們所使用的科技提出新說法,也得對我們所生活的社會有新看法。現有的二十世紀科技史都鑲嵌在世界史的特定預設中,而世界史則又鑲嵌在關於科技變遷與科技影響之性質的特定預設:它們通常早就未曾言明地彼此相互界定。因此,包含此一新說法的社會史,和過去的社會史大不相同,例如:新觀點會把新型貧窮世界的擴張視為關鍵的議題,該世界處於戰火不斷的狀態,數以百萬計的人遭到殺害或虐待。新說法對全球科技景觀的描述,必然非常不同於既有的全球史和科技史,而此一說法或許會修正我們對於世界史的看法。

重新思考科技史,必然要重新思考世界史,這同時顯示了科技在二十世紀的重要性,以及科技對於理解二十世紀的重要,例如,我們不應該再認為新科技無可避免地會導致全球化;相反地,因為自給自足的科技,使得世界經歷了一番去全球化的過程,而帝國扮演了重要的角色。文化並沒有落後於科技,而是相反;認為文化落後於科技的想法,曾經存在於許多不同的科技時代,本身就非常陳腐。大體而言,科技並不是一種革命性的力量;科技在維持現狀與改變現狀這兩方面是等量齊觀的。二十世紀的生產力毫無疑問是增加了,但科技究竟在其中發揮怎樣的作用,卻仍舊是個謎;不過我們並沒有進入無重量、去物質的資訊世界。二十世紀的戰爭確實是改變了,但這種改變並不吻合俗見之科技時程表的節奏。

如果我們將真正重要的科技納入考量,會看到很不一樣的歷史:重要的科技不見得是驚人的著名科技,也包括那些無所不在的低科技。對使用中的事物以及使用事物的方式進行歷史研究是很重要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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